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带来不确定性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向中国传导的压力在加大。那么，该如何评估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，中国又该如何超前应对呢？
首先，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苗头已经出现，其根源在于不平衡的货币政策。
近期，美联储提出将于3月加息并缩表，表明美国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到了逆转时刻，这必然给美国股市和全球股市带来震荡。
短短两年时间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20年初的4.2万亿美元扩张到了目前的8.8万亿美元，其流动性已经到了“发高烧”的地步。通过大规模印钞发钞，美国一方面刺激投资需求，托住并拉高了股指，另一方面刺激和稳住了消费。但由于美国内部经济失衡，产业链存在结构性痼疾，其货币刺激手段将导致反噬效果。
美国股市道-琼斯指数在2019年已达到历史性高点，却又在2020年3月本土疫情大暴发时逆势上涨，到目前涨幅达40%左右，其背后动因就是货币超发。可以说，股市暴涨就是实体通胀的前奏。只是在疫情掩盖下股市和实体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背离而已。
随着美元加息和缩表，欧洲央行有可能加息，英国则已经加息。其他一些经济体也将采取收缩政策，将诱发美元、欧元等回流，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。其中，美国股市很可能发生灾难性调整。
其次，要透过金融现象的浮云，看清楚主要国家实体经济的走势。
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出现高通胀，是货币政策和制造业两种“病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些国家在抗疫政策上犹豫不决，错失了调整和稳定经济的良机，之后通过货币刺激需求，使大量资金涌向股市和大宗商品。同时，由于交通、物流不畅，一些行业劳动力短缺，制造业难以恢复，物价必然节节上升。过度的流动性对稳定物价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按照前期美国构建的“主流观点”，其通胀率大幅上升是经济持续复苏的结果，经过一段时间会逐步降下来。这个判断是片面的，因为遵循资源全球化流动的逻辑，通胀也是结构性的，是可以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传导的。美国是全球化布局资源的典型国家，它的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仅靠本土范围内经济活动来维系的，美国资本控制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各地从事经济活动，支配资本、物资、资源，其经济复苏必须依赖全球主要合作伙伴。所以，其内部货币政策推升通胀，其进口产品也会推升通胀。这就导致通胀不可能短期内回落。除非其恢复一般商品的平价生产。
而中国不同，我们既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将资金投向基础产业、一般制造业，投向中小企业，又注重保就业、稳定居民收入水平，从而保障了供需两端同向发力。特别是，中国抗疫走在前列，生产、运输、商业、投资总体保持平稳，不仅稳定住了内部的产业链、供应链，而且扩大了出口规模，为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稳定和制造业支撑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。
中国经济的“双循环”战略是应对新冠疫情以来国际经济金融波动的最佳方略，只要我们稳住经济大盘，按照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思路深化改革开放，就能够有效应对国际市场的任何冲击。
再次，做强开放型的国内金融体系，抵制金融霸权“剪羊毛”行径。
美元霸权是当今世界的经济毒瘤。在世纪疫情之下，一方面，美国对防疫采取放任态度，维系表面上的人员自由流动和经济繁荣；另一方面，通过超大规模发行美元，试图将经济增长压力稀释到全球，剪全球的羊毛。如果一国的货币政策跟着美联储起舞，把流动性用得过满，一旦美元回流就只能吞下苦果。
在疫情冲击和经济减速双重压力下，中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，保持货币供应常态化，不搞大水漫灌，股市、债市、汇市运行总体保持稳定。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大的波动，我们有余力、有储备可以调节。如果美联储政策收紧导致美元回流，我们可以启动降息等措施增加流动性。
同时，我们将继续做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，从供需两端落实落细相关政策，保市场主体，稳基本盘，推进新一轮减费降税，支持城乡居民消费升级，做好“普惠”和“滴灌”金融服务，振兴先进制造业，进一步完善升级基础设施。同时，要抓住有利时机，进一步扩大开放，用更成熟更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、跨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，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红利。同时，也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做大这片热土。